前注[13]，侯欣一书，第218页。

最后，如果有读者认为，本文全文论述针对法学知识科学性的学术情结而言颇有浓重的怀疑论倾向，那么，我十分乐意接受这一判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科学式共时法学出发点的法律诸概念，通常来说，也正是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出发点。

尽管，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内容各异甚至类型各异的法学知识，而且，其中某些看似极其卓越而又丰富，然而，即使是在时序中来看这些知识，我们依然并无坚实的逻辑理由，站在一个历史语境之外的视角，断定一些知识必定是在较低阶段，一些知识必定是在较高阶段。[59] 因此，科学式共时法学的所谓外在立场、局外人的观察视角，不论其出于多么真实的情感以及真诚的设想，其都可能自然而然地、甚至以自己都未觉察的方式，呈现为一种法律实践中的内在参与立场，呈现为法律实践中局内人的与他者寸土必争寸利必得的争夺视角。[62] 如美国学者Edgar Bodenheimer就指出过，各类法学理论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它们可以成为法学大厦的建筑之石。这是强调了相对于一般的个别的重要性。参见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但是，Dworkin理论的后续部分以及目的，与本文是不同的。

[4] 在当下中国法学中，除了为数不多的学术文本之外，大多数不大赞同在法学知识的各个细节上贯彻意识形态内容的指导。在本文中，我将此种讨论扩展至大多数法学，而不限于法理学。进而言之，因为受制于方式的多样化，法学知识通常来说也呈现了探讨性争论的多样化，从而，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纷争关系十分密切，其中的历史偏见、法律姿态以及参与诉求，也会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

法学研究者成为法学研究者，不仅在于历史语境限定因素的捏塑，而且在于其本身的法学阅读、观察和思考。在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性词汇使用中，科学一词，已经具有普遍的前置基础的预设意义。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英]道格拉斯·安斯利（Douglas Ainisilie）英译，傅任敢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5页。更为重要的，在表达不同意见或争论时，人们会使用各类具有论证作用的并且可以持续展开[50]的其他诸如社会理论一类的论说资源，支持自己对法律 一词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意见，使法律一词以及具体法词汇的争议，出现人们不得不容忍的开放性特征。

角度或者方面，应该认为是无限的。我无意攻击社会科学学术中科学一词的有益使用，我的目的，仅仅在于瓦解法学语境中的科学主义。

科学式共时法学中最为基本的出发点，便是对社会中曾经呈现的以及现存的诸种被称为宪法、刑法、民法等等法律对象进行外在的观察归纳。只是，前苏联法学中的科学观念，撇开意识形态内容指引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也主要是来自西方法律科学观念的言说。因为，只要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们的政治、道德、文化等等社会观念存在着分歧，并且因此导致了纠纷以及对立见解，人们对法律一词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含义的不同意见，直至争论，便会随时在特定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38] 当然，这里不否认，个性化研究者对抗现存的学术范式和游戏规则的行动，有可能成为后者动摇和瓦解的因素之一。

[46] 法律一词和其他具体法词汇的使用，可以在两个意义上展开。而在发生联系的样式本身就是多样化的情况下，法学知识受制于法律诸词汇探讨性使用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第三，既然法律具体条文的制定，时常不能离开一般性原则的指导，那么，当现有的具体条文不能顺利解决具体问题时，用一般性原则（当然包括潜在存在的原则）解决具体问题，正是用一种类似通过一般性原则制定具体规则的方式去解决具体问题，而这又是顺理成章的。另需注意，我在这里的分析，更为适合于本文开始部分提到的第二向度的科学式学术努力。

[18] 这就不奇怪20世纪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对过去现象个体选择的决定永远是从实际动机作出的，它归结为保存或忽视的活动。就传诵而言，其同样可能因为时间过长或者传诵主体的不断增加，出现了歪曲和失实。

比如，当婚内强奸事实查清之后，法律实践者会争论其中的刑法定性问题，并通过定性的争论，表现出对刑法（甚至其他具体法比如婚姻登记法）基本概念和理论的不同见解。同时，如果考查历史时序中不断展现的历时法学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时常赋予不同法律现象个体以不同的重要性，甚至合法资格的有与无。

其余未存留的，在后人的眼界中成为了未知数。首先，科学式的含义，表明了研究者推论的出发点是可以感知和实证的材料文本，其拒斥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测、想象和臆断。这就使其含义，呈现了社会实践将来时的开放结构。相反，我们正是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法律一词不同看法的意见。[42]因此，在一般情形下，被接受下来的法学知识内容，构成了历时法学研究者的观念前见的重要部分。这样，我们将不得不接受如下这一判断：法学知识是历史语境化的，而非普遍科学化的，它是 小写的，而不是大写的，它是一种参与，而非客观分析。

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5th， revised and edited by R. Campbell， London： John Murray， 1885， p. 1073.同时，其也相信，经过实证分析研究之后，可以发现现存法律现象的不足或弊端，从而开出适宜的建设性药方。感性使用的日常语言，是有游戏特性的。

个体以及共同体进行学术研究所依赖的知识前提，或直接或间接，总与社会中的知识传递、价值冲突和实践交流存在着相互联系。前者是法律家操作的对象，后者是法学家操作的对象。

概言之，就普遍意义而言，从事法学知识生产的主体如果总是身处具体历史语境中，那么，法学知识的历史语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 其道路是变化而非进化的结论，则是我们只能直面的一个逻辑结论。其二是与无用相对的有用。

亦可参见《法学研究》、《法学家》等法学刊物若干年来发表的各科法学研究综述等文章。历史证据的有与无、多与少，显然，会影响直至左右历时法学的定案操作。深而言之，我们不仅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即便法律理论宣称自己找到了准确的法律概念，或者其他宪法、刑法、民法……等概念，法律实践中的各类探讨性使用依然会我行我素。但是，在相互重叠的地方，我对前者即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分析，是从另一角度甚至更深层面上展开的。

但是，我认为，经过前面的怀疑性分析，我们的确有理由认为这种观念是脆弱的，而且没有坚实的推论基础。[31] 关于释义循环的问题，可参见[美]D·C·霍埃：《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文版前言》。

在这个意义上，是否靠近真实本质、是否靠近真理认识， 是否成为宏伟大厦的一砖一瓦之类的问题，其本身，便成为了无法证实的玄学问题。于是，上述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看来，是将《刑法》的隐含内容加以明确，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清晰这样表示。

而且，至为关键的，法学知识的生发、产出、变化，如同前面所阐述的，总是难以摆脱具体历史语境中出现的法律诸词汇探讨性使用的限定制约。我还需事先申明：因为科学一词的使用在人们通称的社会科学中已成惯例，而且，科学语汇使用以及科学意识形态运作的成效，在除法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12]是本人现有知识和分析能力所不能把握的，所以，本文的论证，将仅仅限于法学与法律的语境。

也正因此，历史条件和参与姿态的变化，引发了优先性的结论的变化。[40] 学科规训的意思，在此是指某类或某些学科知识对研习者的潜在驯服和制约。换言之，学术中的法学知识，终将是社会法律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是以观念阐述为表现方式的。笔者在已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大致分析过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的困境。

其中第五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尽管，被用来说明阐述该词的其他词语可以是被感性使用的，而且，相对于该词而言，其他词语只能是被感性使用的，但是，法律等词本身在科学式共时法学潜在意识中，则必须是被精确探讨使用的，亦即对其含义是要予以澄清的。

这是另外意义上的主观经验的限制。见[美]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等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

尽管，作为结构基本要素的法律诸概念这一出发点，不论是在前者中，还是在后者中，事实上表现出了多样化的情形，亦即学术中的多种学说的并存局面，但是，信奉科学式的各类学说，依然都在相信或者希望自己的出发点是客观的、中立的，因而是可靠的。探讨性使用，以人们不易觉察的方式，在暗中使作为科学式历时法学前提基础的法律诸概念，在建构之际呈现解构、在肯定之际呈现否定、在趋同之际呈现分散、在固定之际呈现开放。